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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 壶知道 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会认为征税人受租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征税人认为受租后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q。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2.治理征税人受租(设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健全约束机制，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强化信息化建设，制约执法权，提高执法透明度，制定合理的惩罚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杜绝税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租金”行为的发生。(2)提升征税人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要降低纳税人寻租成功的可能性，就必须从提高税务人员的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入手。一是提高受租(设租)者的未来收益预期，二是提高受租(设租)查处率，从而有效防止“囚徒困境”的产生。(3)引入竞争，采取激励机制。征税人之所以选择受租(设租)，其原因在于可获取违规收益，税制的设计应在加强对征税人监督的同时适当提高其工资福利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奖励制度，那么征收人就没有必要冒违规之风险，从而削弱税务人员接受寻租的动机。此外，由于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存在博弈，因此可考虑引入竞争，对征税人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等，加大其机会成本和违规风险，建立有利于征税人自律的激励机制。(4)完善税法，改进征管技术。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是漏洞，不仅使纳税人有机可乘，也为征税人违规提供了可解释的空间，并导致监督成本的加大。因此应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改进征管技术和手段，建立健全循环、链条式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征管效率。
[摘 要]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众多企业面临着保住国内市场和打入国际市场的双重战略任务，这两个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面对这个问题，笔者利用动态博弈的原理和方法，并结合“337”地板事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的问题，利用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和“337”地板事件的实例来研究中国企业对于未进入的国际市场如何进入的问题，并且使得原市场在位者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打击，只能让出市场的一部分与其共享利润。 【论文关键词】 博弈论 市场 知识产权 美国《关税法》第337节对不公平竞争尤其是侵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发起的调查即“337”调查。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定违反了“337”条款，将签发排除令，指示美国海关禁止该批产品的进口，甚至会导致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已经安装强化木质地板生产线60条，年生产5000万平方米～6000万平方米。除欧洲、北美以外，中国已跃为强化木质地板生产大国，在亚洲处于第一位。而中国国内的市场根本就没办法消化完这么多的产品，许多企业就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目前中国强化木地板品牌企业中有30%的企业主要做出口，70%做内销。 由于强化木质地板生产投资少，产出高，产出与价格比的比值高，市场利润大，所以当中国的强化木质地板进入国际市场后，外国的强化木质地板企业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打击排挤中国的强化木质地板所占的市场，独占市场。譬如“337”地板事件，中国强化木质地板侵犯专利权的问题。下面通过建立模型对此进行分析。 假设某国际市场已经被某国企业a抢先占领，而另外一国的同样产品的企业b想打入该国际市场，占领一定的市场，分享一定的盈利。但是，对于企业b来讲，一旦打入该国际市场，就会遭到企业a的打击，也许企业a会用降价销售竞争市场的手段打击企业b，或者企业a会用其他手段打击企业b，想法设法缩小企业b的市场范围，甚至把企业b驱逐出该国际市场。但是，企业a采取降价销售的手段打击企业b的同时，自己也会有亏损，那么企业a该如何是好，到底要不要打击企业b ，同样企业b如何才能顺利的打入该国际市场，且不受企业a的打击，与企业a共同占有该市场呢？这就构成了一个博弈模型。 我们不妨假设企业a独占某国际市场，盈利设为m，如果企业b也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与企业b和睦相处，那么企业b就要平分盈利m，双方企业各盈利为m/2；如果企业a降价竞争打击企业b，那么企业b的净亏损故且设为q，企业a的盈利也就下降为n，如图所示。 这是一个动态的市场竞争博弈，博弈的结果由图显然可以看出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企业b不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独占市场；第二，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企业a降价打击；第三，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与企业a和睦共处，共同占有该国际市场。 我们不难得出，对于m和n的取值不同，企业a与企业b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 ①如果m/2＜n时，那么企业a对企业b打击显然是真实的，企业a决不允许企业b进入该国际市场，所以企业b面临的不是亏损，或者就是退出该市场。 ②如果m/2＞n时，那么企业a对企业b的打击是假的，企业b可以进入该国际市场，所以企业a只能和企业b和睦共处，共享市场，平分利润。 根据上图我们不难得出，对中国地板企业来讲，要尽可能降低n的取值，以求获得最大的利润，然而对外国的地板企业来说，就要努力把m的值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否则就会出现亏损或不盈利的现象。 然而，目前就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强化木质地板约3000万平方米，国内木地板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到10%，出口每平方米平均价格在50元左右。外国地板企业能否控制m/2＞n呢？ 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个例子。 假设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市场需求量是个定值w，中国每年向该市场输入木地板x平方米，每平方米利润为 x元，外国的企业每年向该市场输入木地板y平方米，每平方米的利润为y元，市场总利润为z元，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w=x y，z=xx yy，也就是说，市场总需求量是中国企业输入的地板总量加上外国企业输入的地板总量，总利润为中国地板企业盈利总额加上外国地板企业盈利总额。 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口的强化木地板物美价廉，在美国市场上以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增长，在w=x y中，因为w是定值，所以当x不断增大时，y的取值就减小。同理，z=xx yy，因为z，x， y都是定值，所以当 x不断增大时，xx的取值也增大，那么yy的值就随之减小，y的值为定值，y的值就减小。当y的值见效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出现m/2＜n的情况，那么外国企业就要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打击，这就引发了“337”事件。 2005年7月， unilin beheer b.v.公司、floor industries ltd.公司和unilinflooring n.c.公司（合称“ unilin” )，依据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19编第210.14(b)条款(“337”条款)，联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状告包括中国的圣象、升达、菲林格尔等18家地板企业在内的地板锁扣（带有边缘连结结构的地板扣件）侵犯美专利第6006486号，第6490836号，第6874292号和第6928779号(486号专利、836号专利、292号专利、779号专利)，要求启动“ 337”条款对侵权产品实施普遍排除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全球38家地板企业在美国销售的地板侵犯了荷兰unilin及其关联公司爱尔兰地板工业公司和美国unilin北卡罗莱纳地板公司的地板锁口专利。 “337”地板事件调查的结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确定中国被诉企业在美销售地板专利侵权成立，并签发了普遍排除令。终裁令一出，中国的地板出口企业将不能再向美国违规出口任何锁扣地板；对已输入美国和库存的产品将依据itc的禁止令销毁或缴纳保证金。如果要在美国市场销售，必须向unilin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至12万美元，另外每销售1平方米须付0.65美元的“专利费”， 目前就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强化木质地板约3000万平方米，以此计算，这些地板如果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中国每年就要承担1950万美元的专利费，这让中国强化地板产品在美国等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不复存在！ 终裁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众多的强化地板企业要么“一走了之”，放弃美国的市场；要么“花钱消灾”。 地板锁扣，是强化木地板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小环节，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环节而引发的大麻烦，暴露出了国内地板生产企业对知识产权在意识上的缺失。一个小小的地板“ 锁扣”难煞了中国地板企业的老大们，“337”调查的杀伤威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利用美国的“337”条款，对中国地板企业发难，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权那么单纯吗？显然，还有别的答案。unilin公司利用美国的“337”条款，发难中国地板企业，其目的显然不是单纯的维权那么简单。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强化木地板凭借物美价廉，以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迅速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跟。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中国木地板行业面对中国木地板企业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国际上一些行业巨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维护自己在美国木地板市场的销售份额和竞争地位，利用锁扣专利打压中国木地板企业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抡起锁扣专利大棒打压中国木地板企业，以保住自己在美国木地板市场的销售份额和竞争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才是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人家借以挥舞的大棒，击中的刚巧是我们的软肋。 起诉方荷兰unilin公司、爱尔兰地板工业公司和美国unilin北卡罗莱纳地板公司（后两者是荷兰unilin公司的关联公司）只花了150美元的申诉受理费却获得了“一次性支付10万美元～20万美元，以及每销售1平方米就另付0.65美元”的专利费的可喜结果。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签发普遍排除令，此举无疑会对国内的木地板企业未来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两相对比，真可谓是四两拨千斤。相信国内企业愁眉紧锁之时，人家却在弹冠相庆。痛定思痛，为何一个小小的锁扣却牢牢的锁住了我们多年企盼的地板强国梦，透过“337”地板事件的失利，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反省和总结。 此次针对中国地板企业锁扣专利的“337”调查案，主要是基于我国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和保护薄弱而引发的，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要摆脱这种技术壁垒的困境，国内地板企业不仅要提高专利保护意识，更要加大科研投入，自主研发具有“核心专利技术”的产品，通过高科技为背景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低价格来参与国际竞争。 商场如战场，尤其是在强手如云的国际市场上，面对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如何成功地将中国企业的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赢得国际用户，又如何坚守已经取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里面不仅是质量的竞争，而且还有专利、知识产权等其他力量的竞争和较量。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 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不仅与个体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世界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世界各国纷纷把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发展，力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随着我国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国际贸易领域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的纠纷将日益增多。 “337”事件给中国强化木质地板企业一个沉痛的教训，国际化是一种趋势，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正是国际化市场的重要游戏规则，希望中国众多企业及其人员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能够尽快的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研发上很下工夫，注重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做出自己的品牌，早日打入国际市场，使得原市场在位者没有能力进行打击，只能让出市场的一部分，与其共享利润。-01-29/67581.html 苏 克：中国强化木质地板实用指南[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1月p1～2 王国成：竞争对策博弈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m].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10月p70 hal r. varian: microeconomic analysis[m]， third edition p15 kreps d.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的影响
（一）基于实证的分析
为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出口额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两者的关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单位：千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搜集了同时段各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对两个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不能拒绝两者分别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虚拟假设。因此，从实证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影响不大。
（二）基于美国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下降，本国货币升值，那么外国出口商品以本国货币标示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外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本国从外国的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更便宜，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美国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我国从其企业进口该类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使我国从美国的进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对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中美贸易是典型的互补型贸易，但是，在这种互补型贸易中，我国处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计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贸易结合度。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各年的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即贸易联系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都大于2，即贸易关联较紧密。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出口市场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二是因为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的却是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而这两个原因又同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形式相关。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是依赖劳动力成本低带来的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竞争，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式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在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我国企业仅仅扮演了装配工厂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贸易出口领域，有些高科技产品如电视机、手机等的确是中国生产，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却全部是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因此，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主要通过低价大量销售保证利润，由此引起了美国市场上同业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形象。
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样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业和产品排挤出海外市场，还可以迫使优势企业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力争在技术、品牌和营销策略等方面取胜，依靠科技进步、品牌设计和产品质量获取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升级。另外，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产业转移和技术学习，从而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另外，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结构来看，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的出口产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降低，只要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动，我国就会加大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中美双边的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为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之比。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市场份额减小或者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利润下降；而美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市场份额扩大或者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中美出口商面临人民币升值会选择哪种价格调整的方式，取决于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等。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我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能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标示的价格，因为这样并不会使我国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度萎缩。而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我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日等厂商的竞争，因此，美国出口商会选择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来扩大市场份额。综合这两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而美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我国对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另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可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为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我国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与美国生产我国进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比率。人民币升值能促使我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
五、几点结论和建议
1.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进出口额的影响不大，从而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并且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美双要素贸易条件。这会使我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而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会造成人民币的恶性盘升。如果这种盘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将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坚持小幅度、渐进式的原则，而我国企业也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外汇风险。
3.宏观上，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税，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压力；大力发展内需，减小外贸依存度；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实行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力度，缓解资本项目持续保持高额顺差的压力；加快建设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加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宣传，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微幅、双向、稳重爬升”的调控艺术，适当放大浮动区间，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
4.微观上，我国企业要灵活采用金融手段规避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风险；提高谈判能力，与上下游厂商共同分摊汇率变动的影响；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长期来看，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实现产品升级，打造品牌。
注：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局中，中西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制度和强大的国际战略力量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自己文化，以文化博弈作为国家博弈的重要手段，妄图将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铺开，成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代表和前进方向，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世界文化霸主地位。与西方文化的征服性相比，我国文化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在我国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文化以儒家的思想观、道德观和哲学观为基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自然的、感性的文化观。我国文化的包容性、顺从性和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使得它不会对外形成文化侵略和扩张，不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两种文化由于其迥然相异的特点，在国际接触中，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增强各自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
2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我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我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我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
2.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我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我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3.2充分发挥道德优势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西方文化利己虚伪性相比，我国儒家文化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我国文华的自身道德优势，形成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加快推动当代我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我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结语
根据生态社区环境的特点，建立博弈模型[10]步骤如下：step1：假设信号博弈论主要对象为政府管理部门g和社区间的企业（沿街店面、企业等）p，其中p为信号的发出方，g为信号接受方，政府管理部门和社区企业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作出“监管”与“不监管”或“治理”与“不治理”的决策，在这里，我们引入社区居委会、第三方中介等机构s，主要职责为进行日常的“监管”。step2：用12,表示为p的类型空间，α为对p的专有信息，当1时，表示社区企业采取了“治理”决策，当2时，表示社区企业采取了“不治理”的决策，α对s是一个未知的博弈信息源，但s知道p的先验概率i。step3：用12mm,m表示为p的信号空间，在这里假设社区的环境污染给社区企业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和进行“治理”决策企业需要投入的成本费用的总和为pc1，采取“不治理”决策时需要支付的费用为pc2，显然12pcpc，当1mm时表示社区企业给政府管理部门缴纳的费用为pc1,2mm表示社区企业缴纳的费用为pc2，通常情况下α1型社区企业缴纳pc1，α2型社区企业缴纳pc2，假设完全理性条件下，α1型企业不可能缴纳的费用为pc2，当α2型企业缴纳费用为pc1时，企业为作假缴纳费用，必须受到与之相对应的处罚。step4：p发出的博弈信号被g接收到后，根据贝叶斯法则对i进行修正，得到p类型的后验概率''''''''iim，并根据博弈信号值来推测出p的类型空间，选择行动β，这里假设g的行动空间12,，当1时表示政府管理部门g采取了“监管”决策，当2时表示为g采取了“不监管”决策。根据以上的博弈模型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出政府管理部门和社区企业对整个生态社区的环境治理决策博弈模型，这个博弈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采用海萨尼转换将该博弈模型转换为完全不完美信息博弈。博弈模型表述为：将社区中的除企业外的其他居民假设为虚拟的参与自然人n，且n按先验概率确定信号发出方p的类型α1，g根据发出的信号mi运用贝叶斯法则计算α的后验''''i，并采取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β，其中i=1,2。p的信号选择策略是类型空间α映射到信号空间上m的概率函数，g的行动空间β是m映射到对象集合上的概率函数，由此可得管理部门和企业的期望收益如式（1）和式（2），式中(,,)piiizmz为支付矩阵取值，(,)giizm和(,)piizm分别为政府管理部门g和社区企业p的决策。图1为信息不对称下政府管理部门与社区企业信号博弈的博弈树，图弈主体收益为博弈树“末梢”处括号内的值，其中第1个值为社区企业收益1zm,第2个值为管理部门收益2zm，1is和2is为g的决策集合，gc为政府管理部门监督的成本，1i和2i为社区环境质量差给政府管理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满足12ii，r为政府管理部门对采取“治理”决策的社区企业所给予的补贴或奖励，0为政府管理部门未监督，且企业采取未治理决策时后受到未评为生态社区的处罚，1和2分别为社区企业未采取治理决策以及谎报支出费用的罚金。
2精炼贝叶斯均衡分析
按照类型空间与信号空间22的组合，理论上该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解有4个，现分混合均衡与分离均衡两种进行讨论[11]。
3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对精炼贝叶斯均衡的求解可知，混合均衡12m,m在一定区间内存在，分离均衡12m,m一定存在，混合均衡在以下情况将被打破：当g“监督”成本减少，社区企业采取“治理”所获得的政府补贴或奖励减少，企业未采取治理决策和谎报支出费用所被处罚的金额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由于“未监督”受到上级部门的处罚增加时，混合均衡区域将减少，直至政府管理部门g采取“监督”决策。
4结论
目前我国生态社区环境与社区企业、居民的利益存在矛盾，但从本质上来看是一致的。从博弈模型可以看出，当支付函数的参数取值满足一定条件时，政府管理部门与社区企业信号博弈模型存在2个精炼贝叶斯均衡，通过对博弈模型参数的调整使得模型结果向目标状态（治理，不监督）转化。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分析，可以得到在生态社区建设中，影响政府管理部门与企业治污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社区企业对环境治理的成本，社区企业采取“治理”决策时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补贴或奖励以及社会声誉的提升，而当采取“不治理”决策时，受到的处罚与社会声誉的降低；政府管理部门检查的成本，未检查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等。因此要想确保生态社区博弈模型实现最优解，政府管理部门不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还要加强监管和实施力度。